（这两章可能介绍性的文字比较多，不过这两位之后都会有不少出镜，而且里面也牵扯出了一些东西，也算是挖坑吧，说这些就是为了给大家打个底，俺绝对不是在水、不是在水~）
益州、绵竹，州牧府。
益州牧是为大汉宗室刘焉，他乃汉景帝与后妃程姬之子鲁恭王刘余之后，不过与其祖宗声色犬马、不务正业不同地是，刘焉却是个行事果敢、颇有见地和野心之人，初时以宗室身份拜为中郎，其后历任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官，而汉灵帝中平五年有名的“废史立牧”，就是出自其手笔。
昔年一代天骄汉武帝承袭文景之治、黄老之学治理天下后逐渐恢复过来的大汉江山，雄心勃勃，因为头疼地方郡国并行制度带来的后患，以免发生之前“七国之乱”以及淮南王一脉动乱这类的兵祸，于是做出了两项举措，其一便是在谒者主父偃建议下施行的“推恩令”，意即为了彰显帝王手段、天子恩典，特此令往后各封国世子皆有继承权，在封国国王死后，其子嗣各自分得不定量土地作为各自封邑，以此推向后世，待得几世、十几世之后，各封国领土被瓜分的越来越小，最终完全无力再起兵祸对抗中央，但此举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还是被很好地执行了，理由便在于封国中各世子为争夺继承权争权夺利，对于部分国王而言并不乐见这种情况，倒是乐得各子有得其所，至于那些得到实际好处的世子们自然更没有理由反驳，或许唯一有意见的就是那本应该继承全部封国的一个，但毕竟人少势寡，在武帝之后基本没再发生地方王侯作乱之事，便证明了此举的可行和有效；而另一个举措，便是推行刺史制度。
大汉建立之初，文帝便以御史多失职，命丞相另派各人出刺各地，只是当时还未常置，只作为一种必要的监察手段；及至汉武帝元封五年，方被置为常职，专门在地方检核问事，是为“刺”，汉武帝还分天下为十三部，每部设置一人，称为“刺史”，只不过当时只是代天子监察地方、巡检州县，而且武帝常用低级官员任职刺史，所以实际上刺史都是以低级官来检查高官，而随着刺史制度的发展，其维护皇权、澄清吏治的作用渐渐显现，并对之后的“昭宣中兴”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成、哀二帝时期，刺史制度一度反复改为州牧制度，这说明“废史立牧”其实是有历史根据的，这也是刘焉的提议能够得到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待到东汉初期，因为帝国初定的缘故，建武帝刘秀重推刺史制，并且刺史的职权进一步扩大，不仅拥有了固定驻地，且奏事可以计吏代行，不必再亲自前往，这意味着其真正进入了“地方长官”的范畴，甚至还拥有调遣地方的兵权，对于郡县长官的约束和威慑力都得到空前加强，甚至还发生过因为畏惧刺史而解印弃官之事。
不过到得此时，刺史制度其实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刺史本身已经形同于天然地方长官，监察职能反而变弱，王莽称帝时期，甚至直接改刺史为州牧，使之化身为地方一州部的军事行政长官。
不过王莽死后，他的那些激进变革都化作无用，这“改史为牧”也不例外，不过正因为有了这第二次的铺垫，到了灵帝中平五年时，宗室刘焉提出“废史立牧”。
是时朝廷政权衰弱天下大乱，刘焉提出以朝廷可信的重臣、宗室为州牧，在地方上凌驾于刺史、太守之上，独揽大权以安定百姓，助朝廷稳定大局，由是才有宗室刘虞任幽州牧、刘表任荆州牧、刘焉任益州牧、刘岱任兖州牧，重臣、名士陶谦掌徐州这类往常不合常理之事，而若说此前已经有过先例，但是此次才算是真正确立下来，变立汉之初的郡国并行制（东汉之初同样是为了政局稳定，恢复西汉初的郡国并行制）为州郡县三级制度，州牧为一州最高长官，掌一州军政大权，统御州内四方，各郡太守直接对州牧负责。
可惜大汉早已失其权威，派任州牧非但没有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反是形成各地割据军阀的形成，本在黄巾之乱后就已经越加发达的地方军事势力渐渐走到台面上，包括刘焉在内的众多州牧上任后便因各种自主不自主的原因，渐渐形成割据一方的格局，并不受到朝廷控制，这其中尤以刘焉这个提议者为甚。
其实刘焉虽说是宗室，但若说提议此事对自己无甚好处，也是不可能去为之地，就看原本他是打算去交州避祸，只因听闻这益州之地有天子之气，遂改领为益州牧，由是封阳城侯，前往益州整饬吏治。
其时益州刺史正自大事聚财、贪婪成风，只是刘焉尚未到达时，其便被黄巾贼马相所杀，而后称帝不久的马相又被益州从事贾龙组织军马击败，于是刘焉被贾龙引入益州，治所便定在这绵竹。
之后刘焉作为益州州牧，一面对内大力打击地方豪强，包括严氏、吴氏及张氏在内的各地豪强要么归附与他，要么被大肆打压、不得翻身，刘焉巩固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己方的势力，使得益州也倾向于半独*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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