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孟风所言，正是李肆对长沙大战，自军表现的一项重要总结。虽败康熙二十万大军，但自身战死近两千人，伤近万人，最初让李肆很不满意。他觉得英华军火力强大，装备精良，训练充足，军心也高。怎么也能跟百多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英军相比，为什么打半火器化的清军依旧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客观因素有很多，雨天肉搏战是一桩，清军有康熙亲自督战，悍勇不退也是一桩，但对比毙俘十一万人的战绩，李肆总觉得英华军现在还难以称得上是完全的近代军队，那么主观因素又是在哪里呢？
长沙大战后，军队一如既往地作了总结，查看各部伤亡数字，李肆看出了一些端倪。老司卫出身的指挥官，所带部队伤亡普遍小于其他人所带部队。原因正在于，老司卫出身之人，历来都重整体进退，善于观察战场，对部队把握力度很强。毕竟英华军的作战教典，是他们亲身一条条凝练出来的。
而后期转入的指挥官，特别是翼长以上，这方面的能力就很欠缺。举个简单例子，在长沙城北冒雨突击浏阳河捞刀河防线的时候，突击波次的编排，各波次兵力的配属调度，很多细节都掌握不好，对每波次攻击的目标设定也不够实际，虽然很快突破防线，但每一波次伤亡都很重。而那些有效把握部队的指挥官，能精心调度，让每一波次的攻击充分发挥效力，却又在付出太多代价之前及时被新一波次兵力替换，从而有效地减少了伤亡，同时又达成了作战目标。
简单说，指挥官能力不足，还没完全适应火器化作战体系的特点，使得英华军没能完全步入到近代军队行列，从而对清军形成足够的代差优势。而中层基层指挥官的具体缺陷，就在于思维还是平面的，不能将尽量多的因素纳入到思考中，形成立体的作战思维。
这就是李肆要重训军中指挥官的背景，要将教典一条条掰碎了，变成这些军官的系统知识。
环视这批军官，李肆道：“你们都是黄埔讲武学堂出身，也都是我的弟子，不必自外于我……”
一番劝勉加训诫，军官们兴奋中带着些惶恐地退下，韩再兴鼓足勇气，求了单独觐见。
李肆在舒适的肆草堂置政厅见了他，随和地道：“以你在广州那一夜的功劳，现在还是委屈你了。不过军中就是这样，能力不足，还要踞在高位，不仅会害部下，也会害了自己。所以才给你们一步步尽量走得踏实些。”
照着黄埔学堂练出来的坐姿，韩再兴挺胸昂首，坐得笔直，对李肆这番勉励很是感动，被问到来意时，他犹豫了一阵，才终于说出父亲韩玉阶的顾虑。
李肆很严肃地道：“你爹也是糊涂了，他有啥心事，让他自己来说，你代他说的话，我一概不听。”
韩再兴顿时大汗，却不想李肆再问：“那你自己，对立明禅位之事是怎么看的？”
韩再兴还想踌躇，可对上李肆那直视而来的平静眼神，再没了顾虑，径直道：“朱明已经亡了几十年，我们英华，不管文武，没有拿过朱明一分薪饷，更没为朱明效过一日力。这英华是天王带着我们所立，要我们为朱明牺牲流血，哪怕一日，也不愿意！”
李肆沉默，片刻后他才道：“朱明是怎么亡的？”
这是李肆自问，不等韩再兴回答，他就接着道：“朱元璋建大明，驱逐蒙元，得了华夏正朔。但他立国，以法家为度，推行复古。在他的勾画里，大明是农人、士人和朱家这三方。工商、匠户、乐娼等等，都低人一等，被推到他所画天下舆图的边缘。”
“以永历绝明国祚算，前明立国二百九十四年。朱元璋的勾画，最初勉强对上实际，可在他还没死时，就已有明显差别。到了成祖时，商人就在东南崛起，那勾画的天下舆图，已经跟实际完全是两番景象。”
“可文人依旧拿这舆图治国，不是迂腐，而是靠此舆图，他们能把握权柄。渐渐的，舆图上只有三方，实际却有四方。商人靠着笼络文人，在舆图之外，跟文人一同食利，朱家君王，被那舆图限着，无法直接掌控商人。”
“到了明末，乱民四起，满洲叩关，商人不仅没有帮着朱明稳定天下，反而在乱中取利。文人如东林党之流，跟商人盘根错节，依旧在吸食脂膏，明争暗斗，这是道德之差么？不止如此，根本问题在于利益。朱明没有给商人一席之地，利益无法从正道中来，自然就难以指望商人为朱明输利。”
“明亡之因看出来了吗？那就是格局问题，朱明的国政格局，不能照顾和容纳各方利益，特别是商人这般重要群体，所以这格局终究是要崩塌的。”
韩再兴静静地听着，就觉自己心灵正被深邃的历史之流洗刷着，让他份外通透。他虽然算不上什么文人，可李肆刻意用粗浅之词讲述的道理，却能完全听懂，不至于插嘴说出“我们英华可是照顾商人”这种痴呆话来。
李肆接着道：“我们英华，勾画这天下舆图的时候，就得吸取这样的教训。商人，我们画进来，那是不是要将读书人如前明对待商人那般画到边缘去？当然不能，那就是犯了同样的错误。英华的读书人，以后会跟传统的读书人大不相同。但根基却并没有本质差别，依旧会有圣贤书，依旧会有仁义道德。治国、倡德、研道，乃至领军，都还要靠读书人。所以，读书人，也得画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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