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高宗武当年是蒋介石和日本谈判的代表，往来国民政府和日本之间。后来蒋介石的薄幸，让高宗武心生反感，决心跟着汪精卫干。
汪精卫叛逃之前，高宗武和梅思平两人受汪精卫委派，先期赶赴上海，和日军中国派遣军磋商事宜。但当时的日本内阁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沦为其殖民地，即便有少量的反抗，也并不重要。
抛出了一份比给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更为严酷的条约，《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而担任副手的高宗武一直对此不满。
作为汪精卫的全权代表，梅思平想都没想，就在协议上签字，此举，让日本内阁大为赞赏，认为汪精卫是真心投靠他们的，在协议签署当天，就下令上海派遣军护送梅思平和高宗武赶赴日本，签订最后的协议。毕竟，在上海签订的不过是一份草案，约束力不够。
时任国民党外交部对亚洲司对日科科长的高宗武，和梅思平一起，抵达上海的当天，就已经注定了他叛国的性质。
可是，在日本转了一圈后，他要变卦。
变卦的原因更是匪夷所思，背上了叛国罪，已经被国民政府通缉的高宗武，在日本受到的待遇，热情之中带着冰冷的蔑视。这让心中书生意气颇重的高宗武很是不满。
当初，投靠汪精卫，是因为蒋介石独断专横，而汪先生‘面善’。
等到了日本，高宗武才发现，汪精卫投靠的背后大老板，比蒋介石更不好相与，每天腆着一张臭脸，迈着罗圈腿，在他面前信誓旦旦的说着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高宗武越想越不是味，真要成了汪精卫组建的新政府的核心人员，自己不就成立日本人的‘狗’了吗？
东洋狗？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生物。高宗武在一气之下，决心不做‘东洋狗’，立志成为一条忠于国家的‘中华田园犬’。
被国民政府打上了叛徒记号的高宗武为难了，他似乎没有回头路了，要想重新回到重庆，进入国民政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功抵罪，至于立什么功劳，高宗武手上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
全程陪同梅思平和日方谈判的他，汪精卫的所以秘密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只要他想，连汪精卫对日本天皇诞辰的贺电，他都能一字不落的全部公布于众。
有了这把利器，高宗武心中立刻扬起了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决心将汪精卫和日本最后谈判的底码都露出来。
这就有了，在汪精卫政府还未组建，手下高层就叛逃的‘高陶叛逃’事件。让刚刚投靠日本政府不久的汪精卫，脸面尽失。蒋介石无疑是最开心的一位，自从汪精卫叛逃出重庆，抵达河内后，发出 ‘艳电’，蒋介石就无名的紧张。
别人不知道，蒋介石可深知，汪精卫在国民政府中力量到底有多大。
只要是和蒋介石不对路的，都是汪精卫的盟友，而汪精卫把持政府机构多年，在行政院中任职的国民党元老，大部分都对蒋介石不满。汪精卫与日媾和，气节上确实让人鄙夷，但也不失为一个将中国脱离战火的好办法。只要不卖国，出让部分利益，换取和平也不见得是坏事。
可‘汪日密约’一出，国人哗然，汪精卫是将中国当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送给了鬼子。
不少在国民政府中，犹豫着是否要跟汪精卫试着走‘中日和平’道路的国民党中间派，立刻一个急停。
停在了卖国贼的红线之后，这让汪精卫大为沮丧的同时，也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重庆，黄山官邸，蒋介石笑意灿烂，自从日军步步紧逼，进入越南，控制北部湾之后，他就很少有不皱眉的时候。今天不同，从蒋介石的脸上，可以看出有喜事。
“雨农，一定要确保高宗武和陶希圣安全的抵达重庆。”蒋介石心情大好之余，开始了他每天一行的散步。跟在他身后的除了戴笠，侍从室的蒋孝先，还有就是民国第一夫人。
戴笠频频点头道：“校长放心，我已经派出军统最精干人员，绝对万无一失。”
“你办事，我放心。”蒋介石颔首微笑。
这是最高的奖励，戴笠闻言，脸都笑成了一朵盛开的秋菊般，连话都说不利落了。
“达令，是否在重庆举行一场就会，来庆祝此事？”宋美龄浓浓的吴音，听在蒋介石耳中，宛如琼浆玉液一般心旷神怡。
“就按照夫人的意思，让重庆各界，尤其是中G驻重庆的代表们出席，让他们也看看，国名政府麾下，不管是有蛇鼠两头的投降派，也有深入敌营，火中取栗的义士。”蒋介石开怀大笑。
蒋孝先立刻就转身去安排会场，又是一场毫无头绪的酒会。对于军人来说，对于酒会他们并不陌生，黄埔出身的将领，多少都知道些当年在广州的酒会，动则就有上百人参加，热闹非凡。
但他们从骨子里，都不喜欢这种应酬。
可惜，这是一场风尚，一场由一个女人，一群商人，还有一群失意者推崇的盛宴。
一个月后，汪精卫的新民国政府正式在南京成立。
这个由日本扶持的傀儡政府，履行了他第一份政府决议，向远在欧洲的英国和法国宣战。
这是一个滑稽的举动，对于汪精卫来说，宣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英国人在中国的势力赶出国门。有一个最近的对手，就是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这个由英美共同控制的租借内，其实最终的控制权力还是在英国组建董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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