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京城的第二天一早，李宏宇和赵欣就结伴前去郑林和武元昊的府上拜访，郑林和武元昊是湖广乡试的正副主考与两人有着师生之谊，两人自然要首先拜访他们。
由于郑林和武元昊在翰林院里当值，因此李宏宇和赵欣并没有在两人家里久留，与接待的人寒暄了一阵后就留下拜帖和礼物离开了。
虽然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这是一个人情世故的世界，家境丰裕的李宏宇和赵欣肯定不能空着手来。
李宏宇和赵欣早就知道郑林和武元昊不在家里，两人这次前去能不能见到郑林和武元昊并不重要，关键是两人的态度，让郑林和武元昊知道他们俩一来京城就前去拜访。
离开了郑家和武家后，李宏宇和赵欣下一个前去拜访的目标自然是京城官场四大党派之一的楚党首领了。
楚党的成员以湖广出身的官员为主，故而湖广的举人来京城后肯定要拜楚党首领的码头，日后也好在官场上有个关照。
所谓的京城官场四大党派指的是东林党、浙党、楚党和齐党，按照地域由同一个地区出身的官员组成的乡党，同时又吸纳别的地区出身的官员，成为了朝廷上势力最为强大的党派。
之所以东林党、浙党、楚党和齐党会成为京城四大党派，自然跟出身江浙、湖广和山东地区官员数量众多有关。
大明立国后，会试贡士的录取为全国统一录用，即从参加会试的举子中按照成绩高低来录取贡士，由于北方的文风不及南方，故而每次录取北方的贡士都要远低于南方。
再加上负责会试的考官多以南方出身的官员为主，因此后来发生了大明科举历史上有名的南北榜案，引得明太祖雷霆震怒。
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所录取的五十一名贡士皆为南方人，史称“南榜”，此事一出立刻引发了北方举子的轩然大波，有的到礼部衙门鸣冤告状，有的在南京城沿路喊冤，甚至拦住朝廷大员的官轿上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明太祖对此深为震怒，作为皇帝他自然希望朝堂之上的南方官员和北方官员能够相互抑制，倘若南方官员的势力对北方官员呈现碾压之势无益于朝局的稳定。
再者说了，文章写得好的人不一定理政能力就强，南北举子之所以在会试有成绩上差异与当地的学风是否强盛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给南北学子一样的学习环境北方举子的会试成绩肯定不会比南方举子差。
所谓为国选材，选的是治理朝政的人才，选的是全国的干练之士，而会试考试只不过是一块敲门砖而已，不能单凭会试成绩就否认北方举子的才能。
因此，通过综合多方因素，明太祖于洪武三十年六月亲自挑选了会试的贡士，一共六十一名，全部为北方人，史称“北榜”，也算是以儆效尤，震慑朝中南方官员。
虽然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北方举子全部落榜的事情，但由于南北地方差异，每届会试录取的贡士名额只有一两成，这使得南方官员在朝廷中的势力越来越大。
所以洪熙皇帝登基后对会试取士进行了一个巨大的革新，规定了会试取士的名额按照南北地域来划分，南方名额占百分之六十，北方名额占百分之四十，以此来保证北方举子可以入仕，史称“南北卷”。
不过，由于大明地理形势复杂，有些省不好单纯地以长江划分南北，故而洪熙皇帝的太子宣德皇帝继位后对“南北卷”再一次进行了改革，从“南北卷”中分出了“中卷”，至正德年间成型，进而奠定了后世科举按地区录取的定制。
其中，“南卷”指的是南直隶一部分和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会试名额占百分之五十五。
“北卷”指的是北直隶和山东、山西、河南、山西四省，以及辽东、大宁和万全三个都司，会试名额占百分之三十五。
“中卷”指的是南直隶一部分和四川、广西、云南和贵州四省，会试名额占百分之十。
由此一来，确保了大明两京十三省都能有举人考中贡士，此种取士方法一直持续到清末，对后世科举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虽然科举的“南中北卷”保证了大明各地的举子都有入仕的机会，但在没有名额限制、统一录取的殿试的比拼中，“南卷”的贡士由于成绩优异可谓占尽了便宜，霸占了殿试一甲和二甲的众多名额。
按照大明的定制，殿试成绩优异者留在京城各大部院衙门任职，其余人等到地方衙门任职，这使得“南卷”出身的官员逐渐占据了朝堂上的重要职位，为明末党争埋下了一个不可消除的隐患。
正是因为“南卷”的进士在朝堂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而京城四大党派中的东林党、浙党和楚党都是来自“南卷”，只有齐党出自“北卷”。
楚党有三大党魁，分别是户科都给事中官应震、兵科都给事中吴亮嗣以及右佥都御史黄彦士。
虽然三人的官阶都不高，最高的黄彦士不过正四品而已，而官应震和吴亮嗣不过正七品而已。
不过，明朝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官阶的高低与官职并不成正比，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明有一个特殊的官场团体，那就是—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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