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刊登在“洛杉矶时报”的这篇影评一反常态地占据了整个版面，这对于“洛杉矶时报”来说是十分不正常的。一来这是一份综合性报纸，并不是像“好莱坞报道者”、“综艺”那样的专业媒体；二来尼古拉斯并不是专业影评人，他是一名记者，虽然经常专业影评，但更多时候还是以行业人士的身份撰写的，所以专业性都不会太强。
但这一次却显然不是如此，尼古拉斯的这篇影评不仅加入了他作为记者的视角进行分析，而且足够专业和深入，将整部“七宗罪”结合近期热点事件一起进行阐述分析。如此新颖的视角得到了“洛杉矶时报”的全力支持，给予了一整个版面的篇幅，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热烈讨论。
“‘七宗罪’电影里的主要角色设置显然是有深刻含义和玄机的！
沙摩塞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本案，因为社会的冷漠让沙摩塞感到了疲倦，他选择了逃避，但他的冷漠和犹豫却让整个案件透露出了第一抹黑暗，它的恐惧不来自于它的残忍，而来自于对内心的拷问、对社会的拷问。
所以在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中，沙摩塞都是站在自我反省位置上的，凶手的所作所为虽然是绝对不能赞同支持的，但凶手对社会的审判和救赎却让沙摩塞无法反驳。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使得沙摩塞更加痛恨这个社会和这座城市，同时也更加无力。
因为他希望能够改变这个社会，但却如此无力，最终还催生出了凶手这样的殉道者来完成。一方面沙摩塞不希望凶手杀害无辜，他也竭力在阻止这一切；但另一方面沙摩塞内心深处又真心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社会现状，这种矛盾的冲突让他心中一片悲凉和错杂，这也就让他从拯救者成为了旁观者，他也是和观众视角最接近的一个人。
米尔斯则不同，他是初出茅庐的警探，他充满了欲望和干劲——扬名立万、一夜成名、功成名就，这些欲。望让他始终都处于积极的态度，但他却没有看到社会的本质和阴暗。他希望的不是依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去对抗整个社会，而是希望成为英雄，以救世主的身份横空出世，实现自我价值。
米尔斯对正义存在的坚定不移是社会黑暗之中的一抹希望，他对正义的坚持、对爱情的忠贞、对生活的信念是整个故事里的唯一一抹光亮。但这抹光亮却注定无法拯救电影、更无法拯救社会，因为米尔斯的出发点不是社会，而是自我，他对名利的渴望本身就是社会黑暗的一部分，根本无法摆脱七宗罪的纠缠，这使得他不仅仅是拯救者，同时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而凶手则毫无疑问凝聚了整部电影的核心思想，他不仅仅是社会的反叛者，也是极端主义的殉道者，更是社会绝望色彩的缩影，同时还是社会救赎的行动者。
电影里并没有讲述凶手的来龙去脉和背景故事，但是故事结尾的那段对话却展示了凶手对社会冷漠的批判、对社会堕落的排斥和对社会阴暗的嘲讽，凶手感受到了这个社会已经开始腐朽，他对这样的现状感觉到不满，所以他精心策划了七宗罪的殉道，用他的方式警醒世人。
凶手并没有隐藏自己在杀人时的快感和享受，但他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在替上帝惩戒那些罪恶，用鲜血淋淋的罪恶让人们清晰地意识到七宗罪的可怕和肮脏，并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重新为社会带来光明。在凶手自己看来，他是拯救者；在受害者看来，他是加害者；在沙摩塞看来，他是殉道者也是受害者。
沙摩塞、米尔斯和凶手这三个人的立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矛盾，这也成为了影片留给我们最大的思考课题。
沙摩塞和凶手都对社会的冷漠表示不满，他们都是负面情绪代表，前者选择了逃避，后者选择了极端；沙摩塞和米尔斯都相信必须依靠正义战胜邪恶，这是正面情绪的光辉，前者沉稳缜密，后者英勇朝气；凶手和米尔斯都是七宗罪之一，是社会冷漠和残酷的产物，欲。望引领着他们走向了终点，只是前者是意识清醒的引导者，后者是浑浑噩噩的跟随者。
另外，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还阐述了一个观点，新媒介的出现对人们认知世界方式的改变，这也决定了社会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酷。
三位主角分别代表了接受不同媒介影响的三代人。沙摩塞是在印刷媒体环境里成长的，他应该出生在二十年代左右，那个时代电视还没有普及；而米尔斯显然是看电视长大的一代；至于凶手则代表了印刷媒体兴盛、电视媒体崛起的交接一代。这也可以看出三个人的个性差异。
印刷品是由字符和图像构成的，阅读时需要大脑不断地解码、记忆、呼应、总结，是一个典型的思维过程，沙摩塞正是秉承了这种逻辑的、缜密的、深刻的思考方式，善于发现细节，并以线索进行逻辑推理，沉着谨慎地展开破案。
电视是光影和声音的组合物，观看电视时不需要动脑子，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理解电视上的通俗语言和生动画面，这也造就了米尔斯狂躁、冲动、易怒、油腔滑调、满嘴脏话的个性，破案时也就是对着现场图片翻来覆去，即使沙摩塞给了他相关书籍资料，他也毫无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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