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在蓝田县城内的坑洼不平的黄土路上，两边具是用土坯砌成的房子，房顶用椽子搭制结构，或是在上面铺上茅草，或者是家庭条件稍微好一些的，便用青瓦加盖在上面。
诺大的县城，能够全部用青砖青瓦来建盖房屋的百姓不多，不过偶尔还是能够看见一两处青砖青瓦的富裕人家。
但绝大部分还都是土坯砌墙，或者是地基用青砖砌成一米高的墙，然后再在上面使土坯，青黄搭色倒也是挺好看。
每一家每一户，就像是人一样，把脸面都看的很重，门楼基本上都是由青砖使成，加上漆漆的大门，也显得很庄严肃穆。
现在这些墙壁被李弘用石灰浆子一刷，整整齐齐的一米多高的白色围墙，看起来跟社会主义新农村似的。
篱笆院子也不在少数，借着邻居的一面墙，然后另外一边落单是路的话，便扎起一排篱笆把院子围起来，栅栏上爬满了枯黄了的植物，或者只有在夏天的时候才能稍微显得好看一些。
用篱笆来扎院子的，并不是说就是穷光蛋或者是好吃懒做者，相反，一般这样的房屋形式，无论是在蓝田还是高陵等等周县，主人家还都是颇受人尊敬的，因为这样的院子，大部分是文人士子之家。
清贫寒士一般情况下，也会学着坊里的一些士子墨客，在成亲后把土坯的院墙推到，然后用篱笆扎起来。
至于这样是不是就有利于他们的仕途，是不是能够给他们在科考时带来好运，却没有一个人清楚。
崇文馆多如此房屋的学子，李弘当年就曾经问过他们为何要如此？换来的答案确实：“这是文人风骨，绝不苟同于富家商贾。”
李弘气得想骂娘，特么的要是贫穷就代表你是文化人，代表着你能受到街坊四邻的尊敬，干脆咱们一起穿树皮住山洞算了。
但他自己也知道，如今文风兴盛、武功潦倒，倒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要说错，应该是整个大唐的错。
太平盛世之下，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在没有朝廷的舆论引导下，附庸风雅、舞文弄墨自然就会慢慢的形成气候。
而这时，读过万卷书却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自然是瞧不起大字不识，却把家里家外倒饬的像模像样的文盲百姓。
以文人士子自居，以知天下为理想，自然是不耻于每天做点儿商贾般蝇头小利的铜臭生意，但有无缚鸡之力，下地干活也没那个能耐。
有的就是坊里之间婚丧嫁娶时，需要文人的学问为“文盲们”写个帖子等，或者是在婚俗、丧礼的制度上，让百姓们严格遵循。
而这也就成了他们让人仰慕的条件，加上每天羽扇纶巾、之乎者也，以及朝廷重农抑商的策略，文人想要不出头不受尊敬都有些难。
而每家每户要是有个什么“疑难杂症”之事，首先想到的也是找学问人给自己出出主意，让他们为自己出谋划策，自己只要遵照执行就好。
如此一来，文人的社会地位在百姓的众捧下，自然是比其他行业要高出太多，何况还有朝廷要倚仗他们的才学，想要不崇高都难。
但能够入仕为官、造福一方者，却很难在清贫士子中脱颖而出，大部分人还是得依靠九品中正制，依赖于五姓七家的推荐，才能够捞的仕途一道走上一遭。
自前隋开始创制科举，到如今咸亨元年，大唐用了五六十年的光景，就算是加上当今陛下的有意打压，五姓豪门依然是为朝廷输出人才资源的最大源泉。
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五六十年的光景中，步步维艰、寸步难行，清贫士子的眼光、高度不够，就算是入朝为官，也很难作出什么骄人政绩。
再加上又喜欢模仿以及心里上推崇五姓七家的思想，这几年的科举，其实更多的还是出自五姓七家。
何况现今的考试科目：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等科目中，明法、明算、明字又不为人重视，所以大部分人又都是出自于明经、进士两科。
朝廷也无法限制文人士子的严重偏科，于是没几年的功夫，基本上明经跟进士则就成了常科，也让文人士子们削尖了脑袋，扎堆儿往里面冲。
而这也是造成了大唐官员严重偏科，在创造社会发展进步的道路上，严重的拖后腿，不过也就造就了一大批的诗人，以及流芳百世的诗赋。
进士基本上就是吟诗作赋，所以进士能够及第（中选）者居多，不但造就了大量的诗人，也造就了大唐朝堂之上整体偏科严重，军事实力大幅度下降。
明经分帖经与墨义两种，帖经就像是上一世的填空题，《礼记》或者《尚书》、《春秋》又或者是《论语》等经书，翻开到任意一页，把中间或者上下部分盖住，你只要能够准确无误的填上来即可。
墨义便是让你给一本经书的一句话或者多句话做注释，做的好自然分就高，做的不好分自然就低，存在着很大的人为漏洞，完全靠判卷者的主观思想来打分。
扬武跟着李弘一路走来，听着李弘一路上念叨着这些科举制度的利弊，以及对文人的不满，但身为一个太监，他也不敢说话，只能是听着太子殿下跟话痨似的一个人念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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